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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重点需要处理两组关系：一是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

对此，监察法实施条例重点规定了相互配合。因为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是实质的侦查权，调查认定的事实、获取的证据必然影响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与审判机关的裁判。

总之，深化改革的根本逻辑是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塑造监察良法，需穿透至新四权结构的运作过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平衡。图片深化改革的实质：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 法治应时而生、因势而动，具有可进化性，其进化之事实，于吾人对于法律之价值判断之基础可予以暗示。在实践中，监察权对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了动态制衡，而行政权、司法权则相对难以制约监察权。没有规定具体责任的责任条款，无法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实质制约。为此，第一阶段先设计监察权的基本内容，将监察权初步融入国家权力体系中，形成新四权结构雏形。

第7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此种意义上的全程录音录像，已经丧失了保障司法过程公开透明的功能，实用价值大大削弱。例如，针对关于完美变频·唯有格力的举报，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商品宣传常常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广告更需要具有一定艺术夸张成分。

[29]参见乔晓阳：《如何把握〈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关系》，《地方立法研究》2017年第6期。其次，空白要件所授权的规范应当已经向社会公布。第一，处罚法定原则将违法行为的创设权基本控制在一个从法律到行政法规的相对闭合区间内，仅允许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通过极为有限的授权立法或执行性立法补充设定违法行为。二者分歧的实质在于，对据以认定构成要件之法源的不同理解。

从行政法治的角度，尚须对相对主义进行必要的规范调适。[3]应受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不等于构成要件，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是成立要件判断的第一阶层，是指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

[82]基于行为—要素的分析框架，构成要件法定原则有助于建立起一套运作封闭、认知开放的法律系统，保障行政处罚制度在维持自主逻辑的前提下动态运作。罪刑法定原则采用集中适用的逻辑，由《刑法》及其修正案专属、统一地设定各项罪名，故犯罪行为的法定化一般不成问题。[20]参见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首先，根据《立法法》第65条第2项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国务院在其职权范围内拥有本源性的规范创制权，此即与《立法法》第72条规定的地方性法规须以遵循不抵触原则为前提，存在本质区别。

尽管这是有利于相对人的具体化方案，但初次违法的本义是一个时间而非空间概念，而且参照作为其对应概念的累犯而言，[63]以1年为时间单位来界定初次也显然过于宽松。在实证法当中，相对主义有两种典型表现。这种要件要素通常可以通过经验法则一义性解决，因而在处罚法定上一般不成问题。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的本质是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9]。

[81]参见[德]Ingeborg Puppe: 《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9页。行为说认为，虽然某一领域已有上位法，但是上位法对某种行为没有作出规定的，也可视为该行为没有上位法，下位法即可对这种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在比较法上，美国法院曾提出可理解原则，即如果国会在授权时，提供了足以让政府理解、遵循并据此开展授权立法行为的原则时，这种授权行为就不会被判定为违宪。未来，应当加强标准公开的数据库建设和检索，凡是行政处罚法律规范所援引的技术标准，原则上都应当向社会免费公布。

[30]参见戴杕：《美国立法授权司法审查中的可理解原则》，《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但基于违法原因较为复杂、行政处罚实践中难以执行、社会效果不一定好等因素的考虑，[10]立法者可能故意只作义务性或禁止性规定，而不对其设置相应的罚则。（二）相对主义的正当性论证 事实上，无论是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承认，只有法才能设定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其次，基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需求，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机关的具体应用解释进入要件要素的适用。[45]从整体法秩序来看，尽管实定法垄断了当代中国法的效力渊源，却并未垄断裁判依据的内容来源。[27]参见朱宁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布支持型备案审查案例备案审查为地方立法探索提供支持》，《法治日报》2022年1月11日第5版。

但在分离情形下，认知渊源以效力渊源（制度性权威）为依托，不能独立发挥法律适用依据的作用。[3]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修订三版，第123页。

这有助于使行政处罚系统的运作抵御条条（行政系统）、块块（地方系统）的不当激扰，保持规范层面的相对封闭，以实现依法行政赖以为基础的、对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交往具有基础性意义的稳定化的规范预期。尽管2021年《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中仍未增加构成要件设定的专门章节。

摘要:  我国行政处罚法对处罚法定原则的制度布置偏重于法律效果侧面，对构成要件侧面较为忽视。但是，实践中通过分拆工资或者通过劳务外包、劳务派遣等方式逃避缴费的现象较为普遍。

[25]参见黄喆：《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7期。在上述两个构造中，处罚法定原则呈现出不同的规范旨趣：（1）在确立大前提的违法行为维度，处罚法定原则的主要任务是规范立法者对可罚性行为的创设或补充，以限制行政违法圈的无序扩张。这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主要表现为空白要件和不确定法律概念。根据授权明确性原则，立法机关以委任立法的方式授权下位法充法律，虽为宪法所容许，但授权目的、内容及范围应该具体明确。

该条旨在限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违法行为。其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在没有上位法律的前提下，国务院为履行职权，通过行政法规径行创设违法行为的实践十分普遍。

[37]参见王克稳：《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空间》，《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余论：处罚法定原则的封闭与开放 在现代功能分化社会，法律系统要维持自主运作，就必须保持适度的运作封闭，以保证形式法治赖以实现的法安定性。

[29]例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其他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对设定地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领域的违法行为及其处罚。在此意义上，违法行为的概念内涵比较接近刑法学上的构成要件行为。

[81]这方面的典范之一是《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概念的具体化。《贵州省文物保护条例》第25条进一步规定，文物保护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必要的灭火、避雷设施，或者安装、使用自动报警、灭火、避雷等设施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损坏的，给予行政处罚。有学者梳理工伤行政案件发现，面对行政机关的复函、答复等抽象解释性规则时，法院倾向于采纳甚至在判决书中加以援引。另一方面，在规范层面，对于一个与应受处罚行为不同的、但属于类似的行为，则不得比附援引处罚规定，对于行为人进行不利的处罚[69]，以维持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许安标：《关于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57]洪家殷：《行政秩序罚上空白构成要件之探讨》，载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20页。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非实定法规范事实上也获得法院的高度遵从。综上，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可将违法行为设定的法定化规则提炼为：（1）法律可以创设各种违法行为。

然而，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删除了对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的违法行为的表述，仅保留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38]参见刘艳红：《论法定犯的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